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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发展与中国统一

2019-11-07 12:55:53 作者:匿名 阅读量:4571

摘要:目前,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还在作为官方文字使用的表意文字。汉字在使用和传播上的特点,导致了历史、文化记录的向心性,这是中国统一的基础。汉字的上述特性,导致了其在学习、推广和传播中的一些特殊现象,最终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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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熠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汉字产生得很早,对中国早期历史和文化记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仍被用作官方文字的表意文字。汉字的使用和传播特点导致了历史文化记录的中心性,这是中国统一的基础。

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玉琮、木屐、漆器、陶片和玉器。新华社

汉字的表意特征

汉字属于表意文字,通常被称为象形文字,并侧重于使用象形符号系统来记录语言。表意文字发展得越多,加入的语音因素就越多。例如,汉字中有相当多的形声字,包括形声字,所以也有学者称之为表意文字标志。

在造字方法上,汉字是面向外界的。首先,我们仔细观察外部世界,总结各种事物的典型特征。然后我们复制图片形成最基本的字符,如(人)、(日)、(月)、(雨)、(山)、(水)和(木头)。然后这些基本字符被作为字符形成的基本元素,即部件和部首,它们与发音结合形成字符。例如,“女性”一词的基本含义是“女性也”,即女性。在此基础上,它与其他偏旁部首结合形成许多与女性相关的词,如“好”、“奶”、“母亲”、“妹妹”、“妻子”、“女人”、“姑”、“母”、“公主”、“妾”。朔徐文说:“盖依像一个象形文字,所以它叫做文。在那之后,形状和声音是互利的,也就是“意义”这个词。"

由于每个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都是不同的,要让表达某样东西的词语得到大量用户群体的一致认可需要很长时间,即推广新词语的时间成本非常高。

同时,因为任何事物都需要一个对应的字符,所以汉字的数量更多。根据相关研究,像汉字这样的表意文字系统需要至少2000个或更多的字符来满足语言表达的需要。事实上,汉字的数量超过了2000个。仅《说文解字》就包含了9000多个字符。由于单词量大,学习和传播汉字需要很长时间,即使用汉字的时间成本非常高。

推广学习时间成本高,频繁的变化会造成混乱,这就要求汉字保持高度的稳定性。汉字面向外部世界,描绘一切。因此,不同的民族不能在语音平台上学习和接受这种文字。当学习者接受角色本身时,他们肯定会接受造词者的观察概念和认知系统。

汉字的上述特点导致了汉字学习、推广和传播中的一些特殊现象,最终影响了早期历史文化的出现。

早期文本记录的特点

由于汉字推广成本高,很难在短时间内被广大民众接受和掌握。因此,长期以来,汉字只在小范围内使用。也就是说,汉字长期以来被王朝的上层知识分子所垄断,他们所记录的内容也是王朝关注的主要问题。这使得中国早期的文字记录表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记录的主要内容是该王朝贵族的主流思想。这些思想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并不断传播和加强,逐渐形成了以官方思想为主导的理论体系。这一特点在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中非常明显,政治事件和布道的记录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六经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尚书》是一部政治人物、事件和诏书的集锦,其中正典、墨、训、诏书、命、誓等文体都是政治内容。《诗经》由反映人民感情的风、贵族生活的优雅和对宗教的赞美组成。“仪式”和“音乐”主要是政治生活中遵循的规则和仪式。《易》是一本高层次的占卜书。《春秋》是各国政治生活的记录。

第二,社会和生活的多样性被消解,录音内容受制于录音者的录音需求和认知系统。由于史官是一个受教育程度相同的朝代知识分子,他的史书也是根据朝代的需要或职责的要求来选择的,这就导致了对原本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内容的整合或忽视,最终形成了同一个体系。这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官方文化典籍、法律文献、祭祀记录等。,缺乏特定社会生活的记录,特别是在其他文明中大量发现的财产和商业记录。

历史和文化的中心性

写作一直是中央王朝的唯一资源,而早期历史文化的记录主要是由中央王朝完成的,这就导致了历史文化记录的中心性。换句话说,王朝周边地区的部落在早期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用文字记录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只保存在中央王朝的文字记录中。这使得所有地区和民族的历史事件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央王朝的印记,甚至可能被纳入同一体系。

例如,从考古文化的角度来看,山东地区的东夷文化和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表现出了较高的发展水平,这并没有同时落后于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但也没有反映在文献记载中。换句话说,中原地区自古以来的中心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性格特征造成的一种“幻觉”。

由于汉字是面向世界的,每个汉字都有特定的含义,其成分也相对稳定,所以其他部落在想要导入和使用汉字时很难随意改变汉字。同时,为了准确理解每个单词的意思,必须使用单词的原始文本来理解(字母书写不同,外来者可以使用字母直接拼写和阅读自己的语言,而无需使用原始文本环境)。换句话说,外国用户不仅需要按原样输入字符,还需要输入由字符组成的文本——古籍和记录。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王朝的古籍和思想随着文字的传播而传播。

这种现象早在商周时期就很明显了。周元的甲骨文显然是从商朝学来的。周人对商人文字的介绍必须伴随着相关古籍的介绍。在《商书》和《易·周树》的相关记载中,周人对商史和古籍非常熟悉,有“只有殷人的祖先,才有书籍和法典”(商书多事),在过去,殷人和贤者王迪惧怕天空,向王民展示,并经过德炳哲。至于第一,他成了一个互相畏惧的国王。《易经》也包含了许多关于商朝历史事件的参考资料,如《皇帝的鬼王》和《弟妹归来》“花青建保勋”是指殷人的祖先去尚佳“假在河里”的典故。这表明周人对商人的古籍和历史事件非常清楚。

上层文化的融合

从文化角度来看,周人的祭祀仪式、命运观等都与商人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可以说,在实际的政治控制完成之前,一个以文字和古籍为基础的识别圈已经建立起来,可以说是中国文字的早期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能够建立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汉字和古籍密不可分,这使得邻近部落在学习使用汉字时不得不使用和利用现有的古籍。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不断扩大的过程,首先是从中原到周边地区,然后是从中国到整个东亚。

汉字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早期历史各个时期上层文化的融合。一方面,学习和使用汉字的成本很高,所以汉字的传播仅限于上层社会和相关组织。另一方面,汉字与古籍记载密切相关,使中央文化和思想随着汉字传播,世界各地学习和使用汉字的上层社会和相关机构接受汉字中的思想。这导致了早期历史上不同地区和部落上层建筑的趋同。尽管部落不同,社会结构不同,上层建筑的特征、体系、概念和表达方式却非常相似。这在考古学上非常明显。许多遗址的陶器都有很强的地方特色,但礼器与中心文化高度一致,即与上层文化相似。上层文化的这种融合对当地文化的独立性产生了溶解作用。

由于汉字使用和传播的特点,历史的记录和解释已经成为早期政府单独的能力。民间力量很难介入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历史的建构。因此,在历史早期,中国形成了官方主流学术和官方史学。同时,文字及其特征的传播起到了消解当地文化,特别是上层文化的作用,使得不同地区和不同部落的历史在文字记录中表现出相似性。

这两种功能的叠加改变了早期多元化和多中心化的局面,并逐渐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模式。以人为本的记录模式、完整的王迪谱系和统一的历史观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得很早。当然,它们受到政治、制度和种族因素的影响,但写作的作用极其重要,不可低估。

光明日报(第12版,2019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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